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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回忆书画鉴定大师张珩:启功是南锣鼓巷家中常客

发布时间: 2014-11-17 14:04:53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摘要: 摘要:2014年10月25日北京今年是古书画鉴定、收藏大家张珩先生诞辰百年。10月12日,远在美国的张珩先生长女张贻文、儿子张贻爻...

2014年10月25日  北京  今年是古书画鉴定、收藏大家张珩先生诞辰百年。10月12日,远在美国的张珩先生长女张贻文、儿子张贻爻回到北京,与曾经的故识、旧友一道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为父亲举办的纪念活动。

 张珩书法作品

张珩书法作品

  张珩(1915~1963),字葱玉,别署希逸,古书画鉴定专家。其祖父张均衡、伯父张乃熊,均为著名藏书家。出身于南浔四大富家之一的张珩自幼秉承祖叔父所好,酷爱书画收藏,精通版本目录学和金石书画鉴赏。1934年至1946年间,曾两度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建国后,1950年,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同年调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兼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张珩熟悉传统,又突破传统,开创了科学的鉴定路子,一生鉴定书画以百万计。1961年,文化部组织以张珩为首的书画鉴定小组,到全国各地巡回鉴定书画有近10万件之多,发现了一批湮没已久的书画珍品。

  提到张珩,文博考古界的人士会称之为书画鉴定大师、文物泰斗、对二十世纪的书画鉴定有着开山之功等等,但对女儿张贻文来说,他只是一个父亲,“父亲去世时,我17岁,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对父亲点点滴滴、零零星星的记忆,已成了我对父亲的唯一纪念。”

  因郑振铎来到北京

  张贻文回忆,父亲张珩在解放初期就来到了北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郑振铎的深厚情谊,“在父亲的日记中,与郑先生的交往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郑先生比父亲年长十几岁,在当时的文物界已颇为知名了。但却对那时年仅二十几岁的父亲十分器重、信任,凡有重要名画,都必请父亲过目定夺。”正因为有如此深交,解放后,郑先生赴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后不久,即专程回沪请张珩来京出任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现在回想,父亲上有老母,下有幼子,世代居住江南,迁移北上,不是件容易的事。母亲曾提过,解放初期,张家众多族人赴港、赴英美,但父亲坚决表示不愿离开中国,以最初每月400斤小米的待遇欣然赴聘北京,足以体现为国效劳之心。”

  1952年冬天,张珩举家搬到北京,那一年张贻文6岁,“父亲来接我们,有祖母、母亲和我们兄妹3人,我已经不记得当初老老小小是怎么将那么多行李从前门火车站拿到住处的了。”张珩一家的居所在南锣鼓巷20号一处不太规则的四合院,那里曾是洪承畴的祠堂。与张家同院而居的是古脊椎研究所的裴文中一家,两家毗邻而居一住就是30年,这其中的风风雨雨,张贻文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南锣鼓巷的日子

  在南锣鼓巷的日子里,张家总是高朋满座、宾客盈门,“最常来的客人是启功先生和王世襄先生,我们称他们启伯伯和王伯伯。启伯伯就住在黑芝麻胡同,离我家几分钟的路,他是家里的常客,三天两头晚上会来。”张贻文回忆,在冬天的晚上,启功总是带着棉帽、围巾、棉手套漫步而来,幽默又健谈,说起话来有声有色、抑扬顿挫,笑起来十分爽朗,“他的声音像极了20世纪60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门讲儿童故事的孙敬修先生,我喜欢听他讲话,内容大都是文化逸事。如果鉴赏到一幅好画,他和父亲总是爱不释手。”

  王世襄住在芳草园,距离张珩南锣鼓巷居所较远,张贻文回忆,“王伯伯”时常骑自行车而来。“每年年初一一早,我们还没起床,王伯伯穿着蓝色锦缎棉袍,骑着车就来拜年了。王伯伯烧得一手好菜,在吃上极其讲究。他会专门骑车去北京西山摘一种叫‘二月兰’的野菜,回来烧给我们吃。他时常会从菜市场买了菜,带了作料到我家来做,有时也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我不喜欢他家,因为里面的家具全是古老陈旧、笨重又硕大的,屋里满满的、黑乎乎的。”如今张贻文明白了,那些她曾经“不喜欢”的家具,全是无价之宝。

  50年代后期,张珩已着手实施整理平生所见古书画汇录,编一部史所未有的100万字以上的中国历代书画鉴定工具文献。根据手边的资料及脑中记忆,列出所见书画名迹的目录,按历史朝代顺序编排,对每一件作品的名称、内容、尺寸、质地、印鉴、题跋等项逐一详细记录,并分别逐渐加以鉴定评论,每件作品均注明作者考证、收藏人、单位和出处。原计划记录6000余件,可惜因张珩1963年病故而中辍。“这样庞大的手工著录工作,父亲只有在上班工作之余有闲暇时进行。遇到‘三年灾害’,纸张不易得,只能用颜色发暗、质地粗劣的不同颜色的横格稿纸来做竖行书写。”

  张贻文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张珩去世时,启功和王世襄两位伯伯来到家里,一进门便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王伯伯坐在父亲桌前的椅子上,一边哭一边呼唤:‘葱玉啊葱玉……’。”启功提有一对挽联:“投分推诚,久弥敬笃,最痛心,一旦摧颓,百年何赎!高才博学,日益精勤,堪屈指,千秋赏会,四海无双!”后来,启功曾动情地说,“我从十四岁从师学画,至今八十五周岁了,这大半生中,所接触这方面的学者中,最令我‘心藏不忘’的要推张珩先生了。”

  文物以外的喜好

  “父亲喜欢吃,讲究吃,困难时期以前,几乎每天中午饭都要在王府井大街的西餐馆‘蟾宫’、王府井东安市场里的‘吉士林’或靠近沙滩的‘欧美同学会’吃。”“吉士林”的奶油栗子粉、“蟾宫”的清汤小包、“欧美同学会”的罐焖肉、小泥肠……这些都成了张贻文儿时记忆中的美味。“多少年后,到了美国,我仍会按小时候的记忆给自己做奶油栗子粉,可是好像再也没有过像父亲买给我的‘吉士林’的那种为味道了。”

  除了美食以外,张珩喜爱的还有外国古典音乐,张贻文回忆,那时每到晚上7点半,收音机里会播放半小时的外国古典音乐,“只要父亲在家,总会和我一起听。我打开收音机,找出那个频道,贝多芬、肖邦、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这时晚饭已过,张珩往往已开始伏案写作了,而听到特别喜欢的音乐,他会停下笔来,享受地欣赏一会儿。

  初中时,张贻文参加了少年宫友谊合唱团,经常要去中央广播电台录音。“平时电台里的少年儿童节目也时常播放我们唱的歌曲。每次一放我们的歌,父亲马上就会停下手中的笔,专心聆听。有一段时间,全国中小学生都要学唱并比赛两首歌,我们合唱团更要带头唱好,录音后不断在电台放出,父亲也是百听不厌。”

  “家里的收音机是母亲的陪嫁,很特别,海蓝色的玻璃外壳,不知道的会以为是一个玻璃盒子。听说全上海只有几台,外祖父专门定的,那时还叫‘无线电’。”毕竟有年头了,这台收音机时常会有杂音或找不准台,“父亲曾向母亲抱怨过要换一台好点的收音机,但不知何故一直没有更换。如今,当我开启有5个喇叭的立体声音响时,便会想起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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